一部辭典的世紀之旅 | 《藏漢大辭典稿本》前世今生 拂去歷史的塵埃，打開塵封的記憶，經多方共襄盛舉，珍藏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逾半世紀的《藏漢大辭典稿本》，終于影印出版發行。這是繼《藏漢大辭典》出版發行后，我國民族文化建設的一大盛事，是搶救保護藏族傳統文化的重大成果，是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具體體現。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藏漢大辭典稿本》從孕育到形成、從封存到出版，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曲折經歷。 《藏漢大辭典稿本》是《藏漢大辭典》的“母體”或“藍本”。以張怡蓀先生為核心的編撰團隊，主編出版的《藏漢大辭典》全書共收錄詞目五萬三千余條，約三百五十萬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收錄詞目最全面、釋義最權威、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類圖書中發行量最多，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學百科全書性質的綜合性藏漢雙解大型工具書。該書的出版，是藏漢民族專家學者團結協作的產物、集體智慧的結晶，為“藏學故鄉在中國”的國際學術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 ???????????????????????? 《藏漢大辭典》 民族出版社 （2020） 大辭典的編撰歷經艱辛曲折。早在1928年，張怡蓀教授執教清華大學時，從陳寅恪先生那里接觸到藏文資料，也閱讀了不少國外研究西藏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匈牙利人喬瑪于1834年編成的《藏英字典》、德國人耶司克于1881年編成的《藏英詞典》、印度人達斯于1902年編成的《藏英詞典》，使張怡蓀先生認識到藏學研究的故鄉雖然在中國，但當時中國學者極少有人研究西藏或藏族，往往深入研究西藏的大都是外國人，這深深刺激和激勵了張怡蓀教授，促使他樹立研究西藏學的志愿，并立志首先要編撰一部中國人的藏漢大辭書，以此奠定研究西藏學的基礎，便于溝通藏漢文化。因此，他在北京拜師求教，延請喇嘛，學習藏文，同時邀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中有志于藏學研究的同事，開始搜集編撰大辭典的資料。他們先后在北京的圓恩寺、雍和宮租用部分房屋作編撰辦公之用，后又在成都創辦西陲文化院，作為研究藏族文化的專門機構，并邀請藏族著名愛國佛學大師喜饒嘉措到西陲文化院主講佛經，以深入了解藏傳佛教。 張怡蓀先生 （1893 - 1983） 1937年張怡蓀先生編成《藏漢集論詞匯》，這是張先生從事藏學研究以來出版的第一本藏漢辭書，奠定了編撰《藏漢大辭典》的基礎；1938年編成了《藏漢語對勘》《藏文書牘軌范》《漢藏詞匯》；1939年編成了《藏漢譯名大辭匯》，共收錄詞目三萬六千余條。隨后，張先生繼續從藏漢佛教典籍中，收集詞匯、短語，并參考國外資料和藏英等外語雙語詞典，于1945年匯編為一部作為藏漢辭書藍本的《藏漢大辭典資料本》，此即目前珍藏于我所的《藏漢大辭典稿本》。該書分裝為十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藏漢辭書中資料最豐富的一本書稿。 ??????????????????????????????????????????? 《藏漢大辭典稿本》（1-4冊） 民族出版社?202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從1951年開始，張怡蓀在四川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四川分院黨委領導下，繼續主編《藏漢大辭典》，并數次對藍本開展修訂工作。1958年，張先生不顧62歲高齡，毅然率領四川科分院《藏漢大辭典》編纂組前往拉薩，充實藏漢編寫人員；并打破藍本規模，擴大收詞范圍，歷時四年共收得八萬余詞條。1963年，辭典編修工作改由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領導。1964年，張怡蓀先生與副主編祝維翰先生將編好的詞典稿件送中央有關領導和相關學者審查。國家民委在北京召開了《藏漢大辭典》工作座談會，聽取了辭典編撰小組的工作匯報，充分肯定了大辭典古今兼顧、古為今用的編寫方向，制訂了增刪原則，規定分期交稿，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試印本一千冊。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藏漢大辭典》編撰工作陷于長達十年的停頓。 ??????????????????????????????????????????? 《藏漢大辭典稿本》（1-4冊） 民族出版社 2022 正如張怡蓀先生1978年10月在《藏漢大辭典?序言(征求意見稿)》中所言：“回想五十年的漫長歲月里，朝斯夕斯，無間寒暑。早期參加藍本編寫，現仍從事藏語文工作的同志，僅祝維翰、金鵬、王沂暖三人而已。解放后參加修訂，在拉薩一同為初稿收集資料、譯稿、寫稿，現在仍為這部辭書努力不懈的同志，僅黃顯銘、楊承丕、胡先模三人而已。藏族宿學，除曾在拉薩為初稿盡力，現又奉調前來參加編寫的欽饒威色同志外，其余早期參加藍本工作的阿旺滾噶、隋廷瑩，解放后在拉薩為初稿撰寫釋文的羅桑多杰，撰完釋文又應邀前來成都定稿，直到下馬才回西藏的洛桑土旺，以及許多熱情支持這部辭書的藏族知識界人士，如江金?索朗杰布等，都已先后作古。舊雨零落，老成凋謝，初志待酬，感慨系之!” 《藏漢大辭典稿本》內文 回首往事“感慨系之”，藉這次《藏漢大辭典稿本》影印出版之機，我們將早期參與編撰工作并做出重大貢獻的其他幾位編撰人員在此介紹存念。 祝維翰，四川蓬安人，《藏漢大辭典》副主編，被稱為“大辭典編纂的靈魂人物”。先生1911年出生，家中弟兄三人，先生居長。自幼隨父在村塾習《四書》《五經》，打下深厚的國學功底。13歲去縣城讀高小，18歲赴國立成都大學理學院預科學習，后考入四川大學生物系。因家境寒苦，在成都學習期間所有費用均為學習余暇打零工維系，但終因家貧而中途輟學，后輾轉各地當中學教員勉強維持生計。1939年，祝維翰先生經人介紹認識同鄉張怡蓀教授，博得張教授賞識，并在其指導下學習藏文文法、原著及藏傳佛教經典，又拜藏族學者阿旺滾噶為師。1940年被正式吸收到西陲文化院參加《藏漢大辭典稿本》的編纂工作，先后翻譯了達斯的《藏英詞典》，并常為藏傳佛教高僧講經擔任口語翻譯。適值抗日戰爭爆發，雖有日本軍機常來空襲，但祝先生“潛心致志，努力工作，不為惡劣的環境擾亂工作情緒。每當空襲警報時，他就收拾稿件背著辭典，跑出城外暫時躲避，待警報解除后，又回城繼續工作”。祝先生不辭勞苦，從各種藏漢文本佛書中搜集詞匯、短語并制成卡片，從1942年起至1945年，由祝維翰編排、隋廷瑩繕寫成的《藏漢大辭典資料本》，因經費限制而不得出版。"文化大革命"十年，辭典編纂工作一度陷入停頓，1978年工作重啟后，因主編張怡蓀先生年事已高，大辭典后續編纂工作實際由祝維翰先生主持完成。祝先生治學嚴謹、態度認真，為研究藏學深入藏區、遍訪名師、潛心研究、不恥下問，為《藏漢大辭典》編纂工作殫心竭慮，長期超負荷工作甚至節假日和周末都不休息，他獨自一人承擔了佛學、因明、醫藥、語法、封建法典等學科的漢文翻譯工作，以及全書的定稿工作。他對每個詞目都認真審讀、反復思考、多次修改，對于藏族學者的不同意見，他都虛心聽取、真誠討論。從祝先生1940年參加編纂工作以來至1982年11月30日病故，投身藏學42年，為辭書的編纂鞠躬盡瘁、嘔心瀝血。稱祝維翰先生為“《藏漢大辭典》后一時期的靈魂”一點都不為過。 《藏漢大辭典稿本》內文 金鵬，滿族，北京人，著名語言學家，1909年生，193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先后任教于南開大學中文系、長春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東語系等。1937年12月，金鵬與李蔭亭、李鑒銘、隋廷瑩等人隨張怡蓀先生從香港輾轉來到成都，在廳署街217號西陲文化院從事《藏漢大辭典稿本》的編纂工作。40年代，曾赴川西北嘉絨地區調查民族語言。1978年，《藏漢大辭典》更名為《藏漢雙解大辭典》，金先生又參加部分編寫工作。得益于《藏漢大辭典》編纂工作打下的扎實基礎，金先生藏語研究方面成果豐碩，先后著有《嘉戎語研究》《嘉戎語梭磨話的語音和形態》《藏語拉薩、日喀則、昌都話的比較研究》《藏語簡志》《藏語動詞屈折形態在現代拉薩話里衍變的情況》《論藏語拉薩口語動詞的特點與語法結構的關系》《藏語拉薩話判斷動詞和存在動詞的用法》《西藏現代口語動詞的時態和體及其表達方法》等論著，為其后的藏語語法研究開辟了道路，對漢藏語比較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王沂暖先生，1907年1月23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縣(今九臺縣)一個只有4戶人家的普通家庭，家中有5個姐姐、1個哥哥，先生最小。9歲隨父入鄉塾讀書，17歲考入吉林一師，后轉入長春二師，1927年考入北京大學本科，畢業后回吉林教中學?？箲鸨l后，先后由吉林至南京，再由南京、武漢輾轉至成都，約1936年底入西陲文化院就職，從事漢藏經文對照、輯錄詞匯，參與編纂《藏漢大辭典稿本》和藏文文獻翻譯工作。先生勤奮好學、善于鉆研，一年多的時間就學會了藏語，并能閱讀和翻譯藏文文獻。其間因搜集辭典材料，又于1940年6月中旬前往康藏高原，在康松扎寺居住調查達半年之久，并成功克服高原氣候帶來的不良反應，對當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因長期居于苦寒之地，離開時其皮膚皆變成灰白色。一年多之后，大辭典稿本終于脫稿，因經濟困難、西陲文化院舉步維艱，王先生不得不辭職前往重慶另謀生路。王先生曾譯出藏文《印度佛教史》《西藏王統記》《米拉日巴的一生》《猴鳥的故事》《玉樹藏族民歌選》《西藏短詩集》《倉央嘉措情歌》等書，編寫了《藏族文學史略》，是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還翻譯過數部藏戲，另主編過《藏漢佛學辭典》，翻譯校訂了《白史》《土觀教派源流晶史》等，為藏漢翻譯工作做出了卓越貢獻。正如他自己言其所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可以自娛自慰矣”。 至于早期參加藍本工作的阿旺滾噶、隋廷瑩等藏學前輩，限于材料尚難以細知其生平履歷，遺憾甚哉！1943年夏，西陲文化院陷入人員不足、經費無著困境，張怡蓀先生出任西康通志館總纂，“西陲文化院”在名義上已不復存在。為不使《藏漢大辭典》無疾而終，張怡蓀、祝維翰、隋廷瑩、張安住四位先生在以前編纂的辭書基礎上，繼續從《雜集論》《瑜伽師地論》《俱舍論》等藏漢文本佛書里，收集詞匯、短語，并參考國外資料和藏漢雙語詞典，于1945年12月匯編成一部《藏漢大辭典資料本》，分裝成十大冊，即此次影印之《藏漢大辭典稿本》，但終因資金不足未能出版，此缺憾一延就是70多年之久。 ??????????????????????????????????????????? 《藏漢大辭典稿本》（1-4冊） 民族出版社 2022 《藏漢大辭典稿本》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運用語種資料最豐富的藏漢辭典稿本、建國后張怡蓀先生主持編纂的《藏漢大辭典》之藍本，以及現代藏文辭書初步形成的重要標志，她的出版體現了繼承性和民族性、系統性和專業性的高度統一。此次影印出版《藏漢大辭典稿本》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在于：一、該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人自己編撰的藏漢辭書中資料最豐富、最權威的一部書稿，保留了《藏漢大辭典》最本初的風貌，影印出版可保持其真實性和權威性；二、《藏漢大辭典稿本》再現了中國藏學發展的篳路藍縷歷程，是藏漢民族精誠合作、團結友誼、學術創新的重要歷史見證；三、影印出版《藏漢大辭典稿本》可促進藏學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是對眾多藏學研究者、愛好者殷切希望擁有該稿本心愿的滿足；四、《藏漢大辭典稿本》一直珍藏于我所，我所多名科研人員曾在其基礎上，先后參與《藏漢大辭典》的資料搜集和編撰工作，有的已經辭世、有的已須發盡白，稿本的出版將是對他們辛勤耕耘、默默奉獻精神的最佳詮釋。人類所有的文明與進步從來都是集體的智慧和努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正是鑒于該書稿的重要學術價值、資料價值、典藏價值和歷史意義，鑒于該書稿的出版有利于文化事業的繁榮和藏學學科體系的建設，我所決定將書稿影印出版。 《藏漢大辭典稿本》內文 歲月荏苒、光陰如梭，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張先生最初萌生編寫藏漢辭典志愿開始，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前《藏漢大辭典稿本》最終面世，一蹉跎就近百年。相信讀者們通過《藏漢大辭典稿本》，不僅可以開卷有益、“溫故而知新”，而且可以透過字里行間感知并體味辭典編纂者們在山河破碎、顛沛流離、衣食無著下的責任、使命和堅守，以及一個個瘦弱之軀下包裹的赤誠愛國之心。 本書影印出版得到了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黨組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幫助申請四川省財政專項資金資助出版，分管主任何曉平先生一直對此項工作給予全程關注和最大支持。土登尼瑪研究員作為《藏漢大辭典》常務副主編、《藏英大辭典》的編纂者，為促成本書盡快面世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智慧。土登尼瑪研究員近年一直致力于藏文珍本典籍的保護與整理工作，為人平和、慈悲且十分儉樸，被稱為“靠刷盤子養活自己的仁波切”。土登曲吉扎巴仁波切說：“如果這個世間還有佛住世的話，那無疑就是土登尼瑪仁波切?！北緯靡詥柺?，從構思到行動，再從深圳完成電分解到交付出版社待版，期間充滿了土登尼瑪研究員濃濃的關愛和成堆的善舉。此外，黃顯銘先生在特殊時期曾為保護稿本殫精竭慮，李紹明、周錫銀兩位先生為出版稿本多次奔波。在此，一并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 《藏漢大辭典稿本》（1-4冊） 整理 |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責任編輯 | 羊本加 書籍設計 | 吾要 出版發行 | 民族出版社 開本 | 889mmx1194mm 1/16 版印次 |?2022年12月 第1版?第1次 標準書號 | ISBN 978-7-105-16726-5/H·1198(藏189) 定價 | 2100.00元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的要求，《藏漢大辭典稿本》的出版正是朝著這三點要求而努力的。2017年初，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本書的問世既是漢藏研究文脈的延續，更承載了數代人的記憶?，F今全體中華兒女正朝著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邁進，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承前啟后、推陳出新重任在肩，帶著歷史的積淀和堅定的文化自信，讓我們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繁榮而努力奮斗吧! ??????????????????????????????????????????????????? 《<藏文大辭典稿本>漢藏索引》 羊本加 編? 責任編輯 | 索南草 書籍設計 | 吾要 出版發行 | 民族出版社 開本 | 889mmx1194mm 1/16 版印次 | 2022年12月第1版 第1次 標準書號 | ISBN978-7-105-16727-2/Z·1566(藏199) 定價 | 350.00元 ? ? ? ?? ?? 藏文編輯室 ? ?? 010-58130509? ? ??? 010-58130508 ?13910617131??15010981097 ? ?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和平里北街14號 在線購買 文字來源 | 《藏漢大辭典稿本》后記 文字執筆 |? ??袁曉文?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圖片素材 |? 信息中心
京公網安備 1101010200374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