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委參事室

1949年10月，中央民委成立大會宣告，要用各民族文字翻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三大文件，同時著手開展民族情況研究和民族政策理論研究，這些工作由民委參事室承擔，這就是民族出版社的前身。

此后，中央派出調查組對我國的少數民族進行調研，重新確定各個少數民族的分布情況。民委參事室根據這些調研情況，負責繪制我國的民族分布圖，正是在薩空了與地圖出版社的積極協調下，這份民族分布圖順利出版。

這一時期，創立民族出版社的建議屢次被提出，但都未能成行。直到1952年，國內外社會情況相對穩定，經濟狀況也有所發展，創立民族出版社的事項被提上日程。當時在民委參事室任職的龐寶光回憶起這個創建過程，是這樣說的：“我感到非常震驚，從建社動議的正式提出，層層上報和批復，到多次會商、擬定方案，最后到上報備案，僅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這是何等的速度！從這里我進一步感受到黨和國家對創建民族出版機構的關懷和重視?！?/span>

民族出版社的籌建工作是在參事室的基礎上進行的。具體做法是撤銷參事室，將其承擔的調查研究職能及科研人員合并到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然后改進編譯出版方面的工作，使其符合專業出版社的建制和需要。這項工作包括將參事室的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三個翻譯組改建成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四個編譯室（1954年增加了朝文室）；原編輯組改建成漢文編輯室；原資料組和圖書館改建為圖書資料室；原負責《人民畫報》副冊編輯工作的畫刊組保留，繼續副冊的編輯出版工作；同時著手總編室、出版部和行政處的組建。

中央批準建立民族出版社不久，周總理便任命薩空了為第一任社長。

北京椅子胡同

1953年1月15日，在北京椅子胡同的原中央民委參事室所在地，所有留下的人都自己搬著椅子來到東跨院的一個大房子里，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會就在這里舉行。當時在畫刊組的林國志回憶說：“那天是第一次見到薩空了。對于當時二十多歲，剛參加工作的我們這幫小年輕來說，那是個大人物。解放前是知名的辦報人，現在是出版總署副署長。見他的心情，不亞于那些去朝圣的人?！?/span>

北京椅子胡同 民族出版社成立地

成立大會很簡單，沒有重要官員參加，全部是“自己人”。大家圍坐在屋子里，薩空了站在前面，宣讀了中央成立民族出版社的通知以及建立出版社的宗旨。在林國志的回憶中：“他講話從來不坐著，都是走來走去的，也不用講稿。我們特別喜歡聽他講話。他的眼界很高，對局勢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些天天關在屋子里的人，聽他講話特別長見識?！?/span>

周總理、董必武、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同意成立民族出版社的批示

在成立民族出版社的動議中，有一份當時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發給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的文件：“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為供應少數民族宣教讀物，過去會由該會參事室編印了一些少數民族文字的政治理論書籍，但隨著新中國文化的發展，少數民族出版物需要量迅速增加，原有非專業的編輯機構已不能擔負此種任務。經該會與我署數度會商，決定建立‘民族出版社’，俾今后整個少數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個專門的機構負責?！?/span>

創業維艱 | 以身作則

民族出版社建社的當年，出版物品種就已達140多種，超過了參事室時期所出圖書品種數的總和?！吨袊滤沽稚睢芬粫诔霭娈斈昃桶l行到38個國家，在當時是不可小覷的成績。

周恩來總理題寫的社名

參事室時期出版的書刊皆為本室編譯，印好后全部贈送。出版社成立后就面臨稿酬問題。民族出版社是一個虧損機構，完全靠國家撥款來經營，薩空了在開門辦社之初就說：“我們出書越多，虧損越大，就說明我們工作得越好?！?當時出版社的書刊大部分是從漢文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出版，如果按漢文出版的稿酬辦法來計算，國家撥款的絕大部分都要用于支付著作和翻譯稿費。1953年3月，薩空了向出版總署和民委提交了報告，建議：“凡從漢文編著的圖書和從外文譯成漢文的圖書，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時，目前對漢文編著者和翻譯者免付著作權報酬?！边@個報告很快得到相關部門的批準，隨后通報到各大出版機構，成為全國各民族出版機構稿酬制度的一個準則。后來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對這個問題做了進一步明確規定：漢文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在國內出版發行，可以不經著作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有了這個辦法，使得有限的資金能夠出版更多的圖書，迅速推動了民族出版事業的發展。

薩空了社長在民族出版社成立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

（1954）

1954年，薩空了在一次社務會議上提到：“選題工作仍由漢文編輯室協助各編譯室制定選題計劃，初步提出選題書目，事前各編譯室應根據各室所提要求提出初步選題書目，再與各室商定，提出選題內容范圍及字數要求。漢編室根據各室所提要求提出初步選題書目，再與各室商定，然后交總編室綜合整理出初步審查意見，報請領導審核?！?/span>

在一次逛故宮的時候，漢編室主任梁甌弟發現了清王朝18世紀用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滿文、漢文五種文字編寫的辭書《五體清文鑒》，回來會同幾個編輯室的主任向薩空了建議影印出版?！肮蕦m中僅存上、中、下三本，是特別珍貴的藏品，內容又很復雜，不是一般人能決定得了的?！睋媽毠饣貞?，當時薩空了直接請示了周總理，得到了總理的批示。同時，故宮屬文化部管轄范圍，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正是薩空了的岳父鄭振鐸?！皼]有薩空了，這件事是辦不成的?！饼媽毠庹f道。圖書出版后，獲得了萊比錫國際圖書博覽會裝幀金獎，這是新中國出版史上的第一個國際金獎。薩空了曾說：“我們做了一件清朝皇帝都沒做到的事情?！?/span>

1954年，原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人民畫報》民文副刊?？?，改版為《民族畫報》，以漢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朝鮮文出版。1957年，《民族團結》雜志創刊，通過多種文字與圖片形式，介紹黨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情況，以及各民族文化。這樣就形成了圖書、雜志和畫報多樣式出版格局。無論是創辦初期，還是“文化大革命”后《民族畫報》和《民族團結》復刊，這幾部分的工作一直由薩空了負責。畫報的每一篇稿件他都會看，甚至標點都會改正。薩共旗回憶當時父親的工作狀態：“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飯，就又出去工作，或者到書房改稿子。連夜送來的稿件，他第二天就改完了?！?/span>

蘇聯代表團訪問我社

薩空了社長介紹圖書

（1957）

“從50年代起，畫報社每年在春節前后，趁記者都在北京的時候召開全體業務人員參加的采編會議，薩社長只要沒什么特別重要的會議，每請必到?！碑敃r郝純一是從新華社調到《民族畫報》的，“薩社長在會上給大家講國際、國內形勢，講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講少數民族方面的情況及宣傳報道中應注意的問題。他常說：‘畫報的報道，不管選擇的是什么題目，采取的是什么形式，哪怕是繞三十六個彎，但說來說去終究還是不能離開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正因為如此，國家創辦了《民族畫報》。在世界上，除了中國，還沒有哪個國家專門為少數民族辦一個畫報。因此你們的任務是光榮的，責任是重大的’”。

選賢納才 | 伯樂之功

薩空了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他的指令也一向是準確的?！八_社長交代給我們的任務，會解釋得非常清楚、明確，讓我們一下就明白要怎么做。他沒有架子，常常帶著微笑，心平氣和地講話，但是要求是非常嚴格的?！碑敃r還是青年人的林國志覺得，每次與薩空了的接觸都受益匪淺，“被他訓一頓都覺得舒舒服服的” 。

薩空了在任民族出版社社長的十年時間里，多次吸納優秀的人才到民族出版社，比如著名的木刻畫家薩一佛，《五體清文鑒》的封面就是由他設計的；曾任新華社記者的郝純一，被薩空了挖到出版社接手《民族畫報》，后來成為《民族畫報》社社長。在民族出版社初創及發展時期，薩空了非常重視補充翻譯出版人才，為出版社初期圖書出版質量做了最大保障。

薩空了社長向參加全國民族出版工作會議的代表們

介紹我社書籍出版情況

（1958）

對于青年人的成長，薩空了非常重視?！爱斈晡覀儼滋焐习?，晚上就去社里組織的夜校學習，整天混在一起，感情特別好?！睅讉€當時的年輕人現在的老先生回憶起當時的事情，還是很快樂。薩空了經常囑咐：“出版社的編制不妨稍大一些，現在國家正處在建設時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我們多吸收一些青年來，經過培養和翻譯實踐的鍛煉，成熟后可留社工作，也可以支援地方?！背霭嫔绲母刹縼碜愿髅褡宓貐^，在出版社服務一個階段后，絕大多數又陸續回到本民族地區，成為民族地區建設的重要力量。

開放思維 | 讀者為本

薩空了一貫認為：一個出版社只靠少數幾個人關起門來辦，是不會辦好的，一定要打開大門，依靠廣大社會力量，群策群力去搞，堅持群眾路線?！俺霭婀ぷ鞯幕A是選題，要深入群眾之中，了解群眾的想法，根據他們的需要，決定所要編譯出版的書籍。選題制定后，要對著譯者進行排隊，聘請那些最適宜于對某個選題進行編輯或者翻譯的同志去進行。同時還要盡可能地請一些專家審書，一些書評家評書，不斷提高出版物的質量?！痹谒_空了領導下工作多年的龐寶光這樣總結薩空了的思想，而這套方法，仍然適用于我們今天的出版行業。

薩空了社長和李鴻范副總編輯研究工作

薩空了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同時兼任民族出版社和人民美術出版社（以下簡稱“人美社”）社長。他在人美社專門成立連環畫編輯室，匯集了當時最有名氣的畫家，將一些經典著作改編成連環畫。說到動因，薩空了自己做出解釋：“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不能忘記十億人口，其中八億是農民，更要切記我國版圖內多半數是民族地區，文字難識或無文字，造成文盲比重特大。圖文兼貌的連環畫有助于人民的知識化。即便不識字，也能看懂個大概，如果再有識字的人從旁邊教教，還可以起到掃盲的作用，識字的人拿來看圖，也可以通過美術感染力受到教育，可謂一舉多得?！?/span>

人美社的很多優秀連環畫由薩空了帶到民族出版社翻譯出版，但是在當時的印刷條件下，不僅費時，印制費用還要比一般圖書高很多。為了節約成本，薩空了提出了一個讓人贊嘆的解決方法：民族出版社將所要翻譯出版的人美社圖書的印數告訴人美社，請人美社在印刷時實行圖、文分別制版印刷的辦法，將民族出版社所需的圖一并印出，然后再由兩社分別套印漢文和少數民族文字出版。僅此一項，每年為民族出版社節省不少費用。薩空了經常說：“我有兩只手（兩社社長），一只手賺錢（人美社），一只手賠錢（民族出版社），我要把這只手賠的錢，由那只賺錢的手補回來?！?/span>

1961年，周總理在北京親切接見少數民族文化工作者。

（右二為薩空了，后排左一為德林，后排左二為李鴻范）

1961年，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民族文字版翻譯過程中，翻譯人員提出一些重大問題。文化部和中央民委聯合召開了座談會，胡愈之和薩空了分別代表兩個系統召集。來北京參加會議的有黨中央、國務院和科學院相關部門的領導，也有著名的語言學家，同時《毛澤東選集》俄、英、法、西、日五種外文版和各民族文字版的負責人也參加了座談會。這次會議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學術上，都是非常權威的。在半年時間里，共召開了9次會議。薩空了在總結會上對達成共識的一些問題進行了闡述，其中有一點非常重要：關于翻譯原則一直存在著爭論，有“直譯” “意譯” “信、達、雅”等主張，現在達成共識，翻譯原則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忠實與群眾化相結合”。也就是說，翻譯過來的文字不僅要使讀者能夠看得懂，而且要讓他們能像原著文字的讀者一樣，心領神會，受到感染和教育。這個原則不僅成為翻譯工作者追求的目標，也成為出版家努力的方向。

文字作者 |? 王墨馥 (民族出版社策劃部)

原文標題《薩空了：出版家與民族事業踐行者》刊發于《光明日報》（2013年10月10日 第13版）

圖片素材 | 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