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纂《藏漢大辭典》的幾點體會

——高炳辰

張哈蓀主編的《藏漢大辭典》(以下簡稱《藏漢》)是一部綜合性大型工具書，供讀者閱讀藏文典籍和研究藏學課題之用。正式出版前曾印行“征求意見稿”廣泛征詢意見。1978—1985年，筆者先是參加了編寫組的編寫工作，為主編助理之一，回社后為責編之一。八年來，通過編寫實踐，思想認識和業務水平都有所提高。這里，約略談談個人的粗淺認識和點滴體會就教于同志們。

資料積累

資料是辭典編寫的基礎，猶如蜜峰采花釀蜜，只有廣為采擷，博取眾長，釀出的蜜汁才會滋味醇厚，營養豐富。同樣，卡片資料積累得越多，范圍越廣，辭典的資料基礎就越堅實、厚重，才能在編寫過程中全面考慮，防止片面性，無論是分合取舍或是提煉加工，都能得心應手，處處逢源。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資料匱乏，就會捉襟見肘，步履艱難，影響編寫工作的順利進行。收集資料應以第一手資料為主，日積月累才能見到效果，如果以第二手材料為主要依據，輾轉抄襲，免不了以訛傳訛，貽誤后世。

《藏漢》的資料工作，就相當扎實。解放前，先是從藏漢對勘的佛書及其他中外辭書中收集，編就《藏漢大辭典資料本》，手抄十巨冊；解放后，又去拉薩廣泛搜集資料；“文革”后，又以佛學、因明、醫藥、歷算、藻飾詞等為重點，進一步充實內容并進行編寫，從而大大豐富了《藏漢》的內涵。

選詞立目

詞目是辭典的骨架，詞目選收恰當與否，直接影響辭典的質量?；驹~具有穩定性、普遍性、能產性的特點，((藏漢》做了廣泛收錄；成語、方言詞、古語詞、外來詞、搠，它們都是詞匯的重要組成部分，選詞立目不可或缺；佛學、因明、醫學、歷算等學科的名詞術語，往往有正名和別名、全名和略名、現名和舊名的區別，這些都要斟酌隋況，分別處理。

確立詞目除了要分清詞與非詞的界限外，還要分清固定詞組和自由詞組的界限。固定詞組可以立目，結構松散、見詞明義的自由詞組，一般不予立目或少立目。自由詞組是無限的，任何辭典都無法承擔收錄它們的任務。

“征求意見稿”收錄了不少自由詞組作為詞目，有違辭典的立目標準。為了給讀者提供更多的語言信息和進一步深化詞義，經過具體分析研究，給它們以分別對待的處理：經過嚴格選擇，把形式比較特殊和具有固定趨向的自由詞組，保留下來，列為詞目；不能立目的自由詞組，則歸入有關詞目之后，作為例詞之用，以增加辭典的實用性，而不輕易刪除。

收詞要注意系統性，同一類屬的詞要注意收齊，不使遺漏，收了甲詞，就得收乙詞，否則就是殘缺不全，影響《藏漢》的科學性。藏語中的數目詞相當豐富，有總條，有分條，而它們往往又分散于不同的字頭，必須收集齊全。

為了提高辭典的實用性，作為收詞的補充手段，還要注意從釋文中選收需要解釋的詞語，不論它們是一般詞語或是百科條目，都應列為詞目以便讀者查找。理想的辭典，釋文中需要解釋的詞都應該全部列為詞目。

《藏漢》是一部大型工具書，編纂和使用的時間較長，內容要求穩定，對那些經常變動或正在發展中的詞語，不予收錄。本書雖然少量的新詞也在收錄之列，但新詞中的“階級斗爭”等詞則不予收錄。

詞目釋義

詞目釋義簡稱釋義或釋詞，是辭典編纂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辭典的中心，最直接地反映辭典的質量和水平，因此，必須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通過釋詞不但可以使讀者熟悉和掌握詞匯中各種詞語的意義，更好地發揮語言的交際功能，而且有助于擴大知識和經驗。

語文詞語的釋文，主要要求給人以簡明、確切、具體而全面的概念，避免輾轉互訓，或以例代釋等不能為讀者釋難解惑的作法，同時也要求尊重傳統的解說。為了使辭典的釋文寫得準確而精煉，還需要掌握解釋詞義的一些方式?！恫貪h》多用以下方式進行釋義：

1．析詞分釋。從詞語的字面上分析，即從詞素義到詞匯義的釋義方法。

2．以詞釋詞，即用同義詞來解釋。此一釋詞方法《藏漢》最為常用。需要注意的是防止同義互訓，甲是乙，乙是丙，丙是甲，釋來釋去使人不得要領。正確的方法是兩個同義詞，其中必須有一個正確的解釋。

以詞釋詞，《藏漢》中還有一種特殊形式，即用同義藻飾詞解釋一般詞語，或用一般詞語解釋詞義藻飾詞，此一方法也比較確切而且形象生動，給人以別開生面的感覺。

3．描寫說明。就是用一句話或幾句話進行解釋。在沒有同義詞可選用的情況下，用描寫狀況，說明性質，限制范圍，比較異同的方法進行解釋。

4．反義相釋，即從反面來解釋。

5．其他。以今釋古，即以現代藏語釋古語詞；以通釋方，即以通用語釋方言詞；以本釋借，即以本語釋借詞。

除了釋義方式之外，力求義項齊備、科學地劃分義項也是準確釋義的一個重要方面。義項，不是以自然形態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編纂人員對語言材料進行綜合分析而反映在認識上，并且用語言表達出來的。

《藏漢》的義項排列次序是：先就基本詞劃分詞性，再在詞性概括的范圍內按常用義和非常用義的先后進行排列。

百科詞語的釋文，要求做到概括清楚，系統完整。佛學、因明、醫學方面的釋文都根據原著編寫，歷算除原文照譯外，對某些詞目還依照現代天文學知識做了簡單補充。佛學等學科的某些釋文如果采取現代科學知識去注釋，便有可能產生由漢譯代替藏文傳統解釋的現象，就不再是“原汁原味”了，而且，那樣做也不是《藏漢》的任務。

解釋詞語，不論用哪種方式，不能簡單地依憑一二種資料，或拘泥于一家之言，必須多所借鑒，多所涉覽，以求做出最正確的解釋。這方面，首先要注意繼承傳統，借鑒古人。只要原有的資料能夠正確地概括詞義，說明問題，就盡量采用，不再做新釋。其次，對一些不夠確切的原有資料，就要進一步改釋，勇于創新，精益求精，盡量做到準確無誤。

例證引用

例證，釋文之后接著就是引用例證。例證可以證明一個詞目的成立，證明各該詞義的細微差別，證明詞語間的配搭關系，有的還可以探索詞源?！恫貪h》例證或用單詞，或用詞組，間或用完整句，不作冗長引述，例詞、例句要義例相符，不能不一致。

引用例證要注意思想性，內容一定要健康，要符合黨的政策。過去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響，“征求意見稿”中選用了不少穿鞋戴帽、突出階級斗爭、緊跟時事形勢的例句，審訂中都做了妥善處理，沒有重蹈生硬結合政治、突出階級斗爭的覆轍。對某一些須要表態的詞條，則利用畫龍點睛的方式表明編纂者的思想傾向。在宗教信仰問題上，注意不傷害宗教信徒的感情。

語言的時代性

評價一部辭典“時代性”的標準有兩條：其一是“辭典是否收入了最新文化發展的詞匯”；其二是“辭典中是否體現了當代語言學家在研究音位學、語法學和語義學等方面的新進展。

語言是反映時代的一面鏡子。解放后，藏語里出現了一大批代表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詞術語，它們不僅反映了藏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迅速發展，同時也發展和豐富了藏語本身，增強了藏語的表達能力。如：“共產黨”、“社會主義”、“政策”、“解放”、“科學”等等，《藏漢》不擇要收列是沒有道理的，雖然《藏漢》主要是解決閱讀古典書籍的疑難問題的。當然，收列也不能過多過濫，實際上進入《藏漢》的新詞還不足二百條。

隨著社會的發展，一些詞語的意義在原來的基礎上又產生了新義，成了新詞的一員。如：“baen油”一詞原義為“富足，富饒，豐厚”，新義則為“經濟”，而新義的使用頻率，遠遠超過了原義。對此，《藏漢》也做了反映。

其次，在音位學方面，藏文30個字母的讀音，除傳統的原有注釋外，增加了現代音位學的解釋。語法學方面，傳統的藏語語法只有“靜態詞”和“動態詞”兩大類，至于詞的類別則講得不多、不細。編纂過程中，我們給基本詞劃分了詞性：名詞、動詞(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形容詞、代詞、副詞、數詞、介詞、助詞、連詞和語氣詞十大類，并對單詞和一詞多類的詞目都逐一標明了詞性。事實證明，劃分詞類，標注詞性，對于①

確立義項、解釋詞義、配置例證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再次，在語義學方面，《藏漢》的義項劃分、詞目釋義、例詞例句的引證等方面，不僅大大突破了傳統藏文辭書的窠臼，也超過了現有辭書的水平。

一部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大型綜合性辭書，缺乏時代氣息，不能反映當代語言的現實，是會削弱其科學性的。

注意語言規范

一部辭書除解難釋疑給讀者以正確的知識外，不管編者的意圖如何，客觀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規范性，這是社會對語言規范化的要求決定的?！恫貪h》在編纂過程中，注意了語言的規范。如將并存的同義詞區別了主條和副條，并進行分別排列，主條一般作為規范性詞條，副條作為參見條；訂正了許多詞條的正字法；一些不見經傳的口語詞和方言詞分別確定了它們的拼寫法，特別是藏語動詞，由有關方言區的藏族學者逐條進行了審訂，因歷史沿襲和方言差別形成的書寫形式不一致的部分動詞，得到了統一規范。

翻譯中某些名詞的改譯或糾正也屬規范化的問題，如“喇嘛教”一詞既非意譯也非音譯，不能準確表達“西藏佛教”或“藏傳佛教”這一概念。西藏佛教是佛教總體的一個分支，是民族化了的佛教?！袄铩币辉~意謂“上師、上人、師長”，根本沒有佛教的意思。循名責實，《藏漢》中“西藏佛教”一詞全部改稱“藏傳佛教”，不再使用“喇嘛教”這一稱謂。其他如藏語語法名詞的漢譯，審訂中也做了統一規范。

《藏漢》是雙解辭書，藏文辭條是通過藏文來揭示詞義的，漢語釋義則須要通過翻譯來表示，因而要求在正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上，用簡練通順的文字翻譯表達出來?？紤]到篇幅，翻譯表達問題，請參看拙文《藏漢大辭典的詞語翻譯》(載《翻譯研究論文集》(2)，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這里不再贅述。

技術性工作

對于《藏漢》來說，抓好技術性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絕對不能忽視，否則，同樣會影響辭典的質量。技術性工作繁重而又瑣碎，不耐心細致、認真負責，是做不好的。

《藏漢》的技術性工作，總的說來有：詞目的音序排列、各種詞目正副條的照應、異體字正副條的照應、同義詞相互間的照應、詞的全稱和縮寫、簡稱的相互照應、參見條的相互照應、梵文轉寫的統一、漢文簡化字和異體字的統一、漢文標點符號使用的一致、藏文符號使用的一致、漢譯人名地名的統一、學科詞目譯文的規范統一等等。這些都是編寫體例的一部分，不僅編寫人員要認真掌握，而且還要指定專人負責，逐項檢查，防止疏漏，糾正差錯。

從辭典工藝學的角度來看，編寫大型辭典是一項大工程，施工前先要有個施工藍圖——編寫體例。體例是否完全切實可行，還得通過實踐來檢驗。隨著《藏漢》編寫工作的全面開展，必然會發現原有編寫體例的不完善處，這時就要及時進行必要的修訂和調整，不然就會妨礙施工計劃，出現辭典內容不協調、不一致的現象。而調整體例往往會牽一發而動全身，給技術工作帶來更大的工作量，因而又不能不審慎從事。

幾年來，《藏漢》對原有體例，先后進行過三次調整，內容大都是技術性的，其中變動最多的要算對數目詞的調整。這一類的調整為數頗多，雖說費時費力，但對提高《藏漢》的實用性和科學性來說，是有幫助的。

校對是書刊出版工作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是把好《藏漢》質量關的最后一道工序，從這個意義上說，校對是編纂工作的繼續。

照規定，書稿發排前必須做到“齊、清、定”，一次發完?！恫貪h》在“清”字方面做得較好，原稿字跡清晰，工整醒目，易于辨認，受到工人同志的好評?！岸ā弊址矫?，因為是分批發稿，前后關聯照應不夠，技術性工作還不理想?！恫貪h》發排前雖然經過多道工序，除了技術性問題外，有些問題只有在校對時特別是在看清樣時才能發現，才能暴露，以至在長條樣上做了些增刪改動，甚至有推行倒版的現象，給工人同志帶來麻煩，作為教訓應該吸取。

總之，編纂人員自始至終參加長條和拼版樣的校對，親自動手，修漏補缺，勘改差錯，消滅“硬傷”(政治性差錯和常識性差錯)和技術性差錯是完全必要的。分批發稿的作法則應力求避免。

春蠶炬燭精神

編輯辭書特別是大型辭書是項平凡的、默默無聞的工作，長年累月與卡片資料打交道，反反復復，零零碎碎，有做不完的事情，精力和時間花費不少，成績卻不明顯。為了解釋一個詞，配置一個恰當的例詞、例句往往要翻閱許多資料，一個問題沒有落實，老是反復考慮放心不下，甚至食不甘味，睡不安枕，十分惱人，而一旦得到解決，則重負立釋，豁然開朗。斯時的心情似乎只有“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幾句描寫才能表達，雖然不如五柳先生那樣“欣然忘食”，卻也感到別有一番樂趣。

辭書是解疑釋惑的工具，是人類文化科學知識的載體，一部好辭書所發揮的社會效益是難以估量的。編輯辭書是語言和多種學科知識的綜合體現，是辭書編輯知識的具體運用，是一項相當復雜的科學工作。要做一個合格的辭書編輯，我認為首先應該具備較高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有較好的語文基礎，喜歡讀書，具有鉆研精神，有一定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其次，要有一顆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獻身的赤誠之心，工作任勞任怨，自甘寂寞，不慕名利，不求聞達，下定決心坐冷板凳，一竿子插到底，積以時日，定會做出成績?！恫貪h》主編張怡蓀教授、副主編祝維翰先生編纂《藏漢》數十年如一日，歷盡艱辛，不移初衷，是我們最好的學習榜樣。因此，沒有強烈的事業心，沒有春蠶炬燭精神是做不好辭典工作的。

最后，以一首小詩作為本文的結尾：

《藏漢大辭典》，煌煌巨制篇，

收釋詞和語，更具百科兼。

成書風雨路，跋涉歷多年，

既有學者助，尤憑初志堅。

問世無幾時，一版復再版，

讀者藏學界，交口予以贊。

源遠流且長，雪域文化燦，

此書缺失處，尚待補續編。

《詞典學論文選集》，第162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