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出版事業在摸索中前進（原名：回顧與展望）

——李鴻范

民族出版社在黨和國家的關懷培育下，經過全社各族工作人員的努力，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低到高地逐步發展壯大起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社以來，一直用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彝、壯等各民族文字及漢文出版各類圖書及各種期刊雜志。這些圖書、期刊的出版，對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傳播文化科學知識，加強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傳統，對提高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加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促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受各族人民的歡迎和擁護。

我于1952年從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開始到1985年離休，在民族出版社工作了33個年頭?；仡欉^去，我深深感到上述這些成績的取得經歷了不尋常的歷史過程，是來之不易的。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幾十年來民族出版社走出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是在不斷摸索、克服困難和排除干擾中前進的。

建社初期，隨著民族工作的開展，與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各方面人士的來往和聯系日益增多，迫切需要在民委會議上設立翻譯機構。于是從各有關民族地區調來一些同志，擔負會議和文件的翻譯工作。當時人員既少，水平又參差不齊，其中有的民族語文水平較高，卻不懂漢文；有的民族語文水平較低，又缺乏編譯工作經驗，當時又沒有可供查閱的辭書，再加上有的民族長期處在封建農奴制社會，語文中缺少表達新概念、新名詞的詞匯。如“人民”這一概念，在藏語中過去沒有，因為解放前西藏地區在封建農奴主統治下，人是按三等九級劃分的，所以沒有表達全體“人民”的這個詞。在翻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時，為了表達這個詞，經過反復研究用“bangmi”來翻譯，有時還曾用過“面ser”，這樣經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在征求上下各方面意見后，才以“面mang”確定下來。又如1952年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綱要》時，“區域自治”這一詞組在藏語中如何翻譯，便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當時由中央民委一位副主任出面主持，邀請在京的懂藏文的藏、漢族人士，共同討論研究這一詞組的譯法。有的主張用：“Sakung Rang jiong”，有的主張用“Rang jiong sa kung”，經過反復研究，最后確定用“Rang jiong sa Kung”。藏語文翻譯工作便是這樣在不斷創造新詞術語中發展完善起來的。當時由于一些譯者漢文水平低，因不理解漢文原意而譯錯的情形也時有發生。如以維吾爾文翻譯小說《新兒女英雄傳》時，把打不響的子彈“臭子兒”，錯譯為“有臭味的子彈”；由于缺乏歷史知識，把《人民畫報》報道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央蘇維埃區使用過的“中華蘇維埃一元幣”，蒙古文版錯譯為“中國和蘇聯的一元幣”。類似這樣錯譯而造成的笑話不少，說明當時我們的編譯業務水平不高，出版物質量較低。

隨著工作的發展，經過實踐鍛煉和各種形式的業務培訓，干部的思想覺悟和專業知識、業務水平不斷提高，出版物的質量也逐步得到改進和提高。特別是從1954年開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翻譯工作以及共同翻譯出版《毛澤東選集》各卷的工作中，經過民族出版社的編譯人員與各有關民族地區的同志通力合作，交流經驗，互相學習，既保證了各項艱巨任務高質量的順利完成，同時也鍛煉提高了編譯人員的業務素質，使各項重要文件和《毛澤東選集》各卷的譯文質量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至今也能經得起考驗。在與地方同志共同協作的過程中，也解決了由于長期互不聯系和交流而產生的在名詞術語和譯文風格方面不統一的問題，逐步走向了統一和規范化。這樣，從5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出版社的各項工作蒸蒸日上，得到迅速的發展。隨著干部政治業務水平的提高，工作責任心的加強，出版物在品種、質量和數量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正當民族出版社的工作健康地向前邁進的時候，1960年夏“刊物質量檢查工作”開始了。中央針對當時全國期刊雜志泛濫、出版泄密、重復浪費等現象提出檢查質量并加以整頓是完全必要的。但民族出版社以及上級個別領導人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掀起的所謂“書刊質量檢查運動”，超出了中央的要求范圍，不僅檢查期刊，把一般圖書也包括進去；不是重點檢查而是普遍檢查，由于工作量太大，只好停止翻譯出版工作，連定期出版的刊物也停了下來。在檢查中，把日常工作發生的一些技術性事故，不加分析地當成“政治性破壞”對待。如維吾爾文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書，從翻譯、審稿一直到清樣付印時，都未發生任何問題，在付印后由于印刷廠制版工段為了節約汽油，打紙型前改用水洗刷活字版上的油墨，以致油墨未被洗凈，打出紙型后，維吾爾文的“繡花”一詞的兩個小點，被紙型上的漿糊粘掉了，少了這兩個點，“革命不是繡花”就近似于“革命不是性交”。這個事故維文室檢查樣書時發現后，當即把所有的書用手工加點改正后發行，實際并未造成錯誤。但運動中，把類似這種偶然發生的技術性問題，不加分析地當成“反革命破壞”事件處理，把一些勤勤懇懇工作的同志打成“反革命”。這種不實事求是的錯誤做法，不僅冤枉了不少同志，而且給其他編譯工作人員造成了極大思想壓力和混亂，因怕犯“錯誤”，工作上不敢大膽負責。為了不漏掉原文中的一個字，翻譯文風便重新出現了直譯、硬譯的現象，造成出版物的譯文質量下降，給全社工作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和損失。

“書刊質量檢查運動”帶來的消極后果尚未消除，接著又來了“文化大革命”，民族政策、民族語文政策遭到粗暴踐踏和破壞。人們都知道，任何一種民族語言，都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有它本身的內在發展規律，它要求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允許經常變來變去，不能跟著政治運動而隨意變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提出用“共同的呼聲”說“中國共產黨”一詞。這樣把蒙古語中已使用數百年的蒙語“dondad uolos”和用了四十余年的蒙語“eb hamtonam”，強行改為漢語的“中國”、“共產黨”；維吾爾語中長期沿用“kommunizim(共產主義)，kommunist(共產黨人)、partiy?陽(黨)”，也非要勉強地借用成漢語的詞匯。結果在民族語言中造成嚴重的混亂，引起了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強烈不滿。由于蒙古語中突然加進來一長串的漢語詞，增加了閱讀的困難，有一位蒙古族人民代表在討論這些借詞時說：向群眾傳達蒙古文文件時，遇到“中國共產黨”漢語借詞，因語音不協調，她就讀不下去了，用蒙古語表達又怕犯錯誤，只好躲開這個詞去讀。維吾爾族的群眾也認為kommunist、partiy?陽這兩個詞現實生活中都在使用，為什么不能用kommunistik partiy?陽來表示“共產黨"呢?

除在使用名詞術語上制造了不少混亂外，在翻譯出版馬列著作時，有些不懂業務、又無語言學知識的人出來指手劃腳地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只有漢文版準確?！币馑妓坪跏瞧渌淖职姘ㄔ陌?，都有“修正主義”觀點。因此，即使懂外文的譯者，也不能照原文或參考外文譯，“只能照漢文譯”。大家都知道，阿爾泰語系的民族語言主謂結構和動賓結構是不同于漢語的。當時有人不顧民族語言的這一特點，強調“漢文上有什么就直譯什么”，這樣就使民族語言的語法結構倒置，翻譯出來的文字使讀者感到晦澀難懂，甚至產生歧意。如“偉大的抗日戰爭”，按漢文順序直譯就變成了“反對偉大的日本的戰爭”。這種做法嚴重地影響了宣傳效果。

在選題工作方面，自從“書刊質量檢查運動”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強行改變正確的出版方針，將出書范圍限制在只出版政治書籍，而所謂的政治書籍中，有不少是“配合運動”、“趕形勢”，散布“四人幫”“左”傾思想的“毒草”，而各族廣大群眾迫切需要的各類有益的圖書則不能出版，無法滿足他們要求提供豐富多采的精神食糧的強烈愿望，使出版社的工作幾乎陷入萬馬齊喑的境地。

“文化大革命”中，在“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傷害了許多好同志，把他們當成專政的對象，使他們抬不起頭來，無法進行工作。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徹底批判和糾正了“左”傾錯誤。民族出版社的工作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下，也得到撥亂反正，糾正了“左”傾錯誤影響，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首先，正確的出版方針任務得到恢復和貫徹。除出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著作和重要的政治理論讀物、政策文件外，重新開始出版廣大讀者需要的多方面、多層次的各類圖書。選題計劃方面，克服了過去各種文字“一刀切”的傾向，根據各民族不同情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各文種有針對性地確定選題。如藏族地區在“左”的影響下，多年忽視了民族語文的教學，許多青少年不能上學讀書，成年人也學不到文化。因此，在80年代前后，有些藏族地區文盲人數達到80％～90％。針對這一現狀，根據藏族人民迫切要求普及文化的愿望，我們組織編輯出版了看圖識字的藏文《識字讀本》，第一版發行了十萬冊后，不久又再版發行，共發行了二十余萬冊，發行量之大在民族文字出版物中是罕見的。為了向藏族中小學師生普及各類常識，還編輯出版了藏文《知識的火花》叢書，到1992年已出版了五十多輯，受到讀者的歡迎。

在整理出版民族文化遺產方面，克服和糾正了以往的民族虛無主義、否定民族歷史文化的錯誤傾向，各種文字都整理出版了許多種優秀古籍文獻。這對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傳統，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深受廣大人民的歡迎。

在語言文字方面，黨和國家關于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自由的政策，得到恢復和貫徹執行。使用名詞術語上，糾正了那種不顧民族語言特點，強調所謂“向漢語靠攏”，強制大量借用“漢語”的錯誤傾向，各民族語言中長期習慣使用的詞匯得到恢復使用。文風方面，也從照漢文直譯的那種晦澀難懂的狀況中解放出來，注意按民族語言的語法特點準確流暢地進行翻譯，使之走向健康、充實、規范化的發展方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仡櫤涂偨Y建社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對今后進一步做好民族出版工作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將激勵全社同志在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開拓前進，勇于進取，在書刊宣傳中，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和和平演變，為加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為促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民族出版戰線上作出更多的成績。為達到這一目標，希望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斷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理論水平。

2.注意貫徹正確的出版方針。根據以往的經驗，選題出版計劃必須實事求是，經常注意適應形勢的發展和群眾的需要，及時提出切實可行的計劃，更好地為促進民族地區兩個文明建設服務。

3.注意貫徹執行民族語文政策。要接受過去的經驗教訓，不受錯誤思潮的影響，遵照語言發展的自身規律來使用和發展民族語文。

4.注意提高干部的業務素質。采取有效措施和制度，經常組織編譯人員學習業務，定期或不定期地檢查出版物質量，各編譯室之間組織交流和總結經驗，取長補短，互相學習，共同提高。同時要加強與兄弟出版社的聯系，溝通情況，交流經驗。通過提高編譯人員的素質來不斷提高出版物的質量。

5.加強與讀者的聯系，廣泛深入各民族地區進行調查研究，傾聽他們的呼聲和要求，以改進我們的工作。

6.在出版物的內容和形式(裝幀設計)方面，要致力于形成鮮明的民族特點，使讀者一看就能知道是民族出版社的圖書。由于民族文字用的篇幅較多，經常出現頁碼超過800～1000頁的大厚本圖書，顯得笨重，不便于翻閱，要注意改進。

7.隨著紙張材料費和工價的提高，圖書成本也在不斷提高，為了降低成本，要注意提高工作效率，厲行節約，在重視社會效益的同時，也應重視提高經濟效益，用有限的資金出更多的書。

8.加強宣傳推廣工作，擴大書刊發行量，更好地滿足各民族讀者的需要。

“長江后浪推前浪”。展望未來，我相信民族出版社的工作在黨的領導和關懷下，在全社同志們共同努力下，發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