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學習

——金萬善

今天是2005年11月3日，我剛好做人做了83年了?；仡櫰饋硎且粋€很長的學習過程。剛生下來開始就學，餓了哭，尿濕了也哭，一點一點一事一事學了一輩子。長大了學做事，學交朋友，學辦事，學走路，學干革命。就說學走路吧，小時候在農村，人走出來的就是路，不要踩莊稼，這是走路最應注意的。后來住城里，解放前是要左側通行，現在是右側通行，對面來了人要往右躲，過街看紅綠燈，綠燈過紅燈停，就是沒有車走也不應過。干革命不論事大事小，都要革命利益第一，集體利益第一，他人利益第一，不能老顧個人利益。

從工作崗位下來已有18年啦，人老了工作不做了，可是還是要學習，閑下來了還學?是，閑下來了還得生活，還得學。學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學習怎樣不給組織添麻煩，學習怎么和老伴過日子。

今年是我來北京50個年頭了。這50年幾乎都跟民族出版社有關系，所以民族出版社要我寫個回憶錄，我就答應了?？烧嬉貞浽摶貞浭裁?難啊!難了幾天，最后決定回憶一下毛主席著作的翻譯出版。

我是東北人，從抗戰勝利不久就開始接觸毛主席著作。記得最早接觸的是《論聯合政府》，在國共談判形勢下，一方面是配合形勢，另一方面配合朝鮮戰后的去向，是接受聯合抗美呢?還是接受“三八線”各自為政呢?還是建立聯合政府呢?但是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加上沒有充分的準備時間，沒能進行下去。過了幾年，大約在1951年，我在延邊教育出版社試譯出版了《矛盾論》。我認為還沒有十分把握，沒有繼續下去。到1954年北京已經成立了民族出版社，而在延邊也培養了若干翻譯骨干。這一年，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領導下，由民族出版社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聯合成立了《毛澤東選集》朝文版翻譯出版委員會，委員會設在延邊自治州，下設翻譯、出版兩個組，翻譯組設在延邊教育出版社內，出版組設在民族出版社內。翻譯出版委員會主任由朱德海擔任，翻譯組組長和出版組組長由我和李道榮擔任。

在自治州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和支持下，1954年底在教育出版社增設了《毛澤東選集》翻譯組，教育出版社讓我這個總編兼任組長，李大萬任副組長，成員有金憲大、白南杓、權相哲、鄭云恒、安福順等，成立了干練的工作班子。

從1955年初開始，采取個人準備，集體討論、集體定稿的辦法，開始《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工作。具體做法是：個人準備翻譯稿，大家坐在一起，逐句發表個人意見，集體討論決定。初稿直接發排，校樣人手一份，進行第二次的個人準備，集體討論、集體訂稿，再發回工廠改樣。這樣反復三次，經過三次再沒有不同意見，最后由組長仔細審閱簽字，正式定稿。

在這里我要附帶地說明一下朝鮮語和漢語的特殊關系以及在書寫領域的一些特殊情況。

朝鮮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領域同中國有著悠久深遠的歷史關系。從文字領域來說，14 4 3年頒布訓民正音以前，朝鮮沒有自己的文字，書面語借用漢字的音或意，久而久之語言里接納了大量的漢語詞。由于漢族的語言經過歷史的演變，現在朝鮮語中的漢語詞其語音跟現在漢語語音不一樣，如果把它寫成漢字，其數量是相當大的，而且有一部分人習慣于混用漢字。在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問題上，就有這一部分人要求混用漢字。1 955年夏，這一部分人的主張占了上風，致使《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走了一段彎路，把已經排好付印的書稿改用了大量的漢字，基本上是等于重新排版，重新校對。

按1955年的朝鮮族廣大群眾的文化情況來說，經過五六年連續掃盲，絕大部分群眾可以看書讀報了，可是《毛澤東選集》這一混用漢字，勢必帶來普遍夾用漢字的形勢。這樣一來就使廣大群眾重新成為了文盲，而掃除這樣一種文盲又要經歷多少年的努力。特別是廣大的這一層新文盲看不懂用朝文翻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這是不應有的損失。從嚴重的程度來說這是一種思想戰線和政治領域的不可彌補的損失。

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翻譯組一方面執行州宣傳文教部門的指示夾用漢字；另一方面向州黨委反映了我們的觀點，希望慎重考慮。最后決定進行一次小規模的測試，根據測試結果重新研究。招來了三十來名比較有傾向性的同志，進行了一次漢文、朝文的對比測試，主要是朝語詞改寫漢字，漢字詞改寫朝文字，結果沒有一個主張漢字夾用的。這樣，州委決定了出版物上不夾用漢字的原則。于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又重新改回來了，中間大約損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到1955年末，《毛澤東選集》朝文版第一卷定稿給民族出版社正式發稿。在第一卷的稿子因漢字夾用問題被耽誤期間，我們開始了第二卷的翻譯工作，到1956年初第二卷已經定稿。

1956年，民族事務委員會下邊成立少數民族語文翻譯局，下設蒙、藏、維、哈、朝、彝、壯、傣八種文字的翻譯處。局長是朋斯克同志，副局長是旗海田、德林。翻譯局的主要任務是用民族文字翻譯馬列經典著作，首先是《毛澤東選集》的翻譯，黨和政府的重要文件，特別是黨代會、人民代表大會、政協、工會、青年、婦女等6個大會的會場翻譯和文件翻譯。從翻譯局一成立便開始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工作。但從各種民族文字來說，不少有能力、有經驗的翻譯同志都在本民族地區各部門擔負重要任務，而且各該民族的自治區、自治州有“翻譯出版委員會”，有的還設有翻譯組，特別是關于民族語言的使用和發展，又是主要由各民族自治地方考慮的問題，所以一旦開展翻譯，從翻譯原則的確定開始，有一系列的問題都不能離開遠在各地方的“翻譯出版委員會”的參與。因此，《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工作，從人力上來說，是在地方的優秀翻譯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從領導角度來說是在各地方黨政部門的參與下進行的。

朝文《毛澤東選集》1—2卷的工作是在延邊教育出版社進行的。

1956年翻譯局的朝文翻譯處是5月正式成立的，成員有金萬善、權相哲、鄭云恒、桂镕信、崔澤青、安玉唐、韓壽山、董一鎬、樸明順、康昌姬等。

翻譯局成立后完成的第一個大會翻譯任務是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除翻譯局和民族出版社的翻譯校對力量外，還由地方借調不少翻譯同志，日夜奮戰了近一個月。

《毛澤東選集》1—3卷的翻譯工作，除了朝文于1958年完成外，其他文種也在1965年基本完成。這期間，1958年在新疆辦事處開了“民族語文討論會”。兩年后，又在原達賴辦事處開了第二次會議。這兩次會議，特別是第二次會議在一些學者專家的影響下，形成了大量借用漢語詞匯的情況。會上有的專家大談什么“在朝語中分不清‘市長’和‘市場”’，在藏語里“主席說成‘卓角’，在梵語‘電話’說成‘線”’。結果在翻譯戰線，特別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翻譯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漢語借詞。二十多萬字的譯稿中，有的文種借用了上百個漢語詞匯。在朝文初譯稿中出現了五十多個借詞，如“和平”、“刺殺”、“面包”、“估計”等，在朝鮮語中并不陌生的都要從現代漢語中借音，這樣一來有的就產生新的問題，如“和平”這一個詞，朝語中是“平和”的意思，要借語義，要和漢語中的“平和”同時借用，而這兩個詞的含義也要互相對換，這是一個使人哭笑不得的蠢事。但是為了這一詞的借與不借，爭論了多少天，致使工作進行不下去，最后民委下決心，請了幾十位更高一層的專家學者開了馬拉松會議。翻譯工作停了幾個月，開了一個多月的座談會有了一些改變，決定不必首先考慮漢語借詞，而用本民族語言譯好。這給翻譯工作帶來了新的活力，要首先理解透原文，掌握好原文的表達形式。

到1962年6月中旬，民委派人來民族出版社傳達了總理接見朝鮮代表團時所談的國內朝鮮語使用上的原則意見，并說朝鮮語要嚴格執行總理這一指示，還提出可以聘請朝鮮專家。關于聘請專家問題，我表示了“請來專家，他沒有在中國的生活經歷，不熟悉中國的情況，不會有多大幫助”。

在這里我想說一下，有了1962年的周總理指示，朝文領域的爭論應該是有了結論。但事情的發展并不那么簡單，以后也有了大的反復，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年月里，幾乎鬧翻了天。

1965年民族出版社領導考慮各民族文字室都已出齊了《毛澤東選集》1—4卷，應對其進行一次連貫的、有系統性的修訂再版。于是便開始了修訂再版工作。

朝文的情況是請地方派來翻譯室為主的包括校對人員在內的二十多位同志，同心協力，共同作戰，沒有星期日，不分晝夜，用一年的時間修訂出版了《毛澤東選集》1—4卷和《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兩種版本。出第一版從時間上看，用了六年時間(1955—1 961年)，經歷了不同翻譯原則、翻譯風格和民族語文使用上的爭論，在譯文有不少差別的，而這次修訂工作在翻譯原則、翻譯風格上做到一致，在民族語文表達上也做到盡可能的完善。從朝文版的情況來說，得到了廣大讀者的一致好評。

1965到1966年初，我們到延邊做了修訂工作的總結，并聽取了群眾意見。延吉市的一些機關單位和農村，對修訂版都表示了好評。修訂工作結束不久，又出版了《毛主席語錄》。

《毛澤東選集》民族文字版的出版，對廣大少數民族人民來說是最好的禮物。學習毛主席著作，改變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習慣，過去很少拿書的人們能抽空學習了，出現了大批的積極分子。毛澤東思想的深入人心，改變了人們，改變了家庭，改變了社會風氣，出現了大批的先進模范人物。當然社會黑暗的一面是不可能一下子清除干凈的，但是它已經成了過街老鼠，特別是吸毒、賭博、嫖娼、剝削、欺壓窮苦人民的惡行幾乎絕跡了。

《毛澤東選集》的出版對少數民族在政治思想領導的影響是巨大的，對中國民族大家庭的團結穩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兩重性，世界上的人也如此。有的人以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出現，使用迷惑人心的語言，搞他們的極“左”。十年動亂中，我們看到了、嘗到了“四人幫”制造的苦頭?？啾M甘來，終于戰勝了“四人幫”的破壞，我們的黨和國家又回到了正常軌道，團結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中央周圍，全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地奔走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將指引1 3億中國人民奔向美好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

作為出版社50__60年代翻譯出版毛主席著作，在64萬少數民族中廣泛發行，這對民族出版社來說是無上的光榮；作為出版工作者能夠參加毛主席著作的翻譯出版是無上的光榮。

在這出版社五十多年的歷史上，毛主席著作的翻譯出版，參加黨代會、人代會等大會的翻譯和文件翻譯是兩大頭等重要的工作。雖然翻譯工作已經由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翻譯局承擔，出版還是要做的，我們要永遠發揚新中國成立初期那種艱苦努力、干勁沖天、精益求精的精神，為早日建成和平、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